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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南早年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自学识字，抗日战争爆发后投身抗日，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他在闽西根据地做基层事务，组织当地力量支持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到农机部当副部长，管农业机械推广，帮不少地方引进设备，提高生产效率。1980年12月，中央把他调到福建，当省委常务书记，很快就升书记，还兼军区第一政委。他一到福建，就抓经济起步，福建那时候底子薄，靠海有侨胞，但发展慢。他先从基础建设下手，1981年谈成科威特贷款，建厦门高崎机场，这是全国头一个用外资的机场。有人说他出卖国家利益，他顶住压力，坚持干下去，机场建好后，开通航线，福建对外联系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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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引日本程控电话系统，那时国内通信落后，他觉得得跟上国际水平，就算有阻力，也一步步推。厦门经济特区刚起步，他不满足小范围，向邓小平提建议，把全岛开放，政策批下来，特区一下子活跃起来。项南特别注重基层，他觉得光靠上面政策不够，得让老百姓自己动。他大力扶乡镇企业，提口号让企业大胆上马。1983年，他去晋江陈埭镇看，那里被他支持成福建第一个亿元乡镇。在会上，他讲政府别管企业太多，管多了反倒耽误发展，下面干部听了鼓劲，乡镇企业很快就冒出来一大批。福建改革就这样在他手里铺开，他还抓反腐，从领导干部特供商品砍起，让保姆去普通市场买菜，干部生活跟群众拉近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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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总有问题冒头。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登报道，揭福建晋江假药案，全国都关注起来。事情出在陈埭镇涵口村，那里乡镇企业热火朝天，村党支部书记陈德柿跟人合股办厂，先产速溶饮料，用白木耳加糖做成。后来为赚更多钱，他们改包装，贴药品标签，假冒卫生部门批号，说是清肺冲剂或感冒药。成本低，卖价高，利润大翻倍。多家小厂学着干，产品通过渠道卖到全国，有些还进公费医疗系统。他们先用电子表、自动伞贿赂医疗机构，开门路。后来直接给现金回扣，采购人员拿了就把假药放进医院药房。患者买回去冲喝，以为治病，其实没效果，还可能耽误正经治疗。涉案人法律意识弱，一名厂长抓后还说原料真，怎么算假药，这暴露基层监管缺口。
7月13日，中纪委发文，要福建从严快查。项南作为书记，压力大。他一方面命彻查，几个月内封多家厂，抓涉案人员，收回大量假药。另一方面，他为乡镇企业说话，说发展中出毛病正常，得治虫别毁花。福建行动迅速，联合组进村查厂，核账本，追销售链。陈德柿等镇领导也卷进去，他们收贿还入股，事发后想串供挡调查。8月10日，又抓几名骨干，包括陈注升、林复元。到这，案子基本清了，全国卫生系统清库存，患者维权有渠道，赔偿一步步落实。晋江开整改会，加强法律教育，乡镇企业转正规生产。可这事影响太大，有人借机批改革，说乡镇企业乱长，项南监管不到位成靶子。他做了多次检讨，中央给党内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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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项南卸福建省委书记。在最后一次常委会上，他说从此我和福建一刀两断。大家愣了。他解释，不是真断感情，而是按党纪办，不插手后任工作。理由有三：一是纪律要；二是历史经验，前任老管事没好果；三是人到北京，远隔千里，不了解情况，没权指画。他还承诺几年内不回福建，让新班子自己干。这态度干脆，显老革命风范。卸任后，他收拾东西回北京，结束福建五年多主政。那几年，福建改革基础稳了，厦门特区成样板，乡镇企业虽碰壁，但根基在。晋江后来甩掉制假名，靠鞋服品牌起来，现在是全国有名县级市，好些商标响当当，这有项南当年打底子功劳。
项南回京没闲着。1986年6月，他当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继续出力。1989年，他任中国扶贫基金会首任会长。聂荣臻元帅临终托他办老区扶贫，他记心上，去晋察冀边区看，见到贫困山村穷样，感慨多。从那，他把扶贫当大事。基金会起时，他拉资源，定方向，强调不光给钱，得教人自立。他推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帮老区修路、建校、搞技术。他不走形式，下基层，带队去贫困县，帮农民算账，推销农产品。1990年代，基金会项目盖多省，帮了大批贫困户。项南身体差，还坚持开会、写报告，到1997年11月10日去世，79岁。临终，他还念扶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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