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不仅是年度考古发现的检阅，也是对中华文明更悠远更深邃更宽广的探寻。参评的每一个项目不仅连接起中华文明演化的关键节点，支撑起碰撞交流、辐射汇聚、多元一体等宏大叙事的骨架，同时为历史时期的文献增添丰富内涵与鲜活细节，“何以中国”的故事变得越来越生动立体。
中国在旧石器时代的任何考古发现都会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此次更是有“四项半”入围终评，虽然最终只有一项入选，但其所展现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国际性、前沿性和前瞻性令人印象深刻。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凭借距今22万年到1.3万年连续完整的文化序列和独特的黑曜石工业成功入选。大洞遗址出土黑曜石原料主体来自长白山天池周边，少量可追溯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证实那时古人类活动范围显著扩张、远距离资源获取能力增强。距今约4万年前，长白山黑曜石已流通至今山西境内，并广泛见于朝鲜半岛诸多遗址，证明东北亚存在以长白山为核心的史前黑曜石交换网络。
作为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地，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具有重要地位。1977年裴李岗遗址发现后的3次发掘让大家看到比仰韶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2018年之后，裴李岗遗址开启第二阶段考古，连续8年的努力，在遗址西部发现了3个阶段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补充了嵩山东麓、伊河以东区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序列。考古工作者还明晰了裴李岗时期的聚落结构。墓葬区显示聚落内部至少存在两级社会组织，形成了较固定葬俗，内部存在明显分化和分工，社会初步复杂化。一系列新的重大发现，巩固了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在中原文明中的奠基地位。
与中华文明探源息息相关的考古遗址是近年来“十大”的常客。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陈星灿看来，此次入选的郑家沟遗址与南佐遗址为5000年中华文明史增添了重要的实证。距今5000年前后，当牛河梁“坛、庙、冢”达到鼎盛之后，红山人群去了哪里？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是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核心区域发现的红山文化典型遗迹，在地理版图上将红山文化分布范围从辽西向西南推进了300余公里，年代下限则后延至距今约4800年。站在遗址瞭望，你可以“看到”那些在洋河、白河、桑干河流域的山梁之上分布着“三两成群”或“七八一组”的积石冢。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坐落于泾河一级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原西部，经过连续5年考古工作，初步确定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主体区约230万平方米，核心区约30万平方米。聚落以F1为代表的大型夯土院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多圈层结构的超大型聚落。核心区外围分布着多个集中、连片分布的居址区。在遗址核心区外围揭露出的窑洞式院落，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单体结构最完整的。
夏商周一直是中国田野考古的重点。此次入围终评的3个项目分别指向夏晚期、早商和西周，各有特点，令人回味。钟村遗址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发现5座夏代晚期高等级贵族墓葬，面积达到了17至46平方米。山西大学教授陈小三说，这是首次发现规模远大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夏代晚期贵族墓葬，为衡量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的文明发展高度提供了重要参照。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是典型的古今叠压城市遗存，从夏文化时期洛达庙类型遗存、商代前期都邑经战国秦汉、历唐宋元明清直至今日。自1955年首次发现，已经过去了70多年，这个早商王都不断刷新着我们对早商文明的认知。本次发掘首次揭露出两处大型仓储基址群，明确内城西南部为早商时期持续使用的府库功能区。首次发现由自然河道与人工沟渠构成的大型城市水网，在部分沟渠中发现的人工明沟与石砌挡水设施，表明早商时期已具备成熟的水利工程设计建设能力。在内城东南部首次发现冶铸铜、制骨等手工业遗存，突破“手工业仅分布于城外”的传统认知，证实内城存在“冶铸一体”的青铜生产模式。
陕西富平长春遗址，是西周王畿地区新发现的一处大型采邑聚落，填补了长期以来关中东部地区西周采邑考古的空白。该遗址是丰镐和洛邑两京之间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西周遗址。遗址内的大型墓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探明墓葬数量3150余座，大中小墓共存，大墓居高而葬，分南、北两区，墓区四边极规整，其规模之大、边界之整齐在以往西周墓地中罕见。尤其是和墓地相对应的居址规模达200万平方米，发现了由“三横四纵”7条大型人工沟渠构成的规整水网，将居址划分成“多宫格”式聚落布局，这和二里头时期的布局一脉相承。
考古发现还在不断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2019年至2025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琅琊台遗址持续开展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5500平方米，确认由山顶高台建筑和山下院落构成的“秦修汉葺”的大型国家工程。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简牍实现了考古实物与文献记载的完美互证。而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首次揭示了西夏宫廷用瓷的生产体系，补上了西夏官营手工业的实物空白。
自1990年开始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到今年已36年。那些入选项目镶嵌到中国的“考古地图”上，星星点点，也是令所有考古人非常骄傲的成就。从史前人群互动到早期国家形成，再到多区域文明的整合机制，中国考古提供的材料积累正在进一步推动考古学理论范式的深化。理论被不断检验、新发现不断引申出新课题——这正是中国考古的学术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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